《博士论文》第43期 王庆明：做学问，有时要调成飞行模式！

【题外话】 很多读友在关注《学术与社会》之后，想查看以往的文章目录，于是回复各种关键词，比如回复以往分享嘉宾的名字、研究主题等。抱歉地通知各位读友，微信公众号后台没有那么智能，自动回复的关键词是要人工设置的，只有回复“石头”二字，才能收到链接。

【石头引】 做学问要寻得一种平衡，一方面要融入学术社群，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相对的安静，这是很多学者的“终身问题”。今天的嘉宾庆明博士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方面，他多方游学，并从学术交往中积极汲取养分；另一方面，他又时时自省，愿意主动闭关，回归读书做学问的初心。让我们听听他的精彩分享！

【作者简介】  王庆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研究兴趣：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基层治理与底层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人文杂志》、《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论文十余篇。

[写在前面]  得到石头君邀请分享博士论文后面的故事深感荣幸，我自己本就是《学术与社会》这个公众号的忠实读者。从各位学人的分享中，我收获了很多：有的学友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明确、有的研究方法细腻，有的文字风格潇洒，更有的学术八卦引人。但我几次尝试下笔都难以成言，扪心自问，我到底能呈现给读者什么？或者说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获得什么？总觉得自己更多的是困惑和焦虑，于是向坛主石头君借口推脱说最近颠沛焦困，需闭关静虑。无奈坛主机智，说分享困顿之思也颇有意义，几番敦促鼓励下来，我拖延半年才有勇气把自2007年读博士以来的思考和焦虑展现在各位学友面前，供诸位批评。

一、书斋欢愉与研究选题

我以国有企业产权变革过程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最初是源自吉大的“环境压力”。受很多老师和同学的感染，让我感觉到在吉大学社会学，似乎总该研究一些“东北现象”。硕士阶段我没能成功“转型”，仍将关注点聚焦于底层小农研究上。2007年9月我继续留在吉大读博，此时想研究东北问题的意愿也更强烈。在导师田毅鹏教授的熏陶下，我漫漫感觉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社会研究的价值，“典型单位制”是先生对东北体制结构的一种有力概括。我虽被田老师“将单位研究进行到底”的抱负深深触动，却不能从东北社会变迁的轨迹中找到灵感。只是觉得自己一直关照的底层小农问题太不“东北”，至于如何变得“东北”却一时没有思路。

这种困惑其实从硕士阶段就有。起初我把这种苦闷和几位东北的好友交流时，他们用行动呈现给我的一个共通性的假设是：酒是快速东北化的关键自变量。因求学心切并急于求成，加之周遭丰富而热情的环境，于是在友人的带动下频于实验。但结果是，通常刚进入“实验环节”不久，仅有的一点点思路就断片儿了。后来这几位友人不得不遗憾地修正了他们的假设：酒量大小与东北化的速率正相关。我自然明白字里行间的“隐含假设”。他们怕我气馁，并传授秘籍般的告诉我提升酒量的主要路径就是少书斋，“多田野”。（行文至此，需加个作者注：按照学术惯例，具体人名做了匿名化处理）

面对迷茫而微醺的“田野”我最终选择了躲进书斋。此时邓正来先生在吉大的小南湖读书小组吸引了很多不同学科的学生和学者加入，我和刘拥华师兄是蹭课系的“常任轨”学生。课堂上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给我很大触动。后来在刘拥华和王建民两位师兄努力下，社会学系也组建了一个读书小组，贾玉娇、陶宇等是我们小组的核心成员。我们先从布迪厄的几部著作读起，后又针对具体的问题扩大范围，这个小组得到很多老师的鼓励。

记得一次我们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田老师和漆思老师还没参加完学院的元旦聚会，就提前赶到读书会场。田老师发表的既要“依米解米”又不能“以米解米”之论，让我们漫漫理解对一种理论或思想的研究既要紧扣文本也要跳出文本的道理。漆老师则以微醺笃定的眼神从哲学高度对米尔斯要回应的时代问题和具体学术指向的批评给我们很大启发。

这个小组后来在吉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制胜法宝就两条：“熟读”和“真批”。熟读能让我们所有的讨论回归文本本身，不说空话套话，需要有两三个人熟透文本才能主导交锋式的讨论。“真批”是确保我们有所收获，无论是针对报告人还是对于评论人，基于知识本身的真正批评都是对研究者最高层级的尊重。当然，“熟读”和“真批”既吸引了一批人，也吓走了一批人。后来发现也迷幻了一批人，因为有时不留情面的批评会达到与喝酒一样的面部效果——面红耳赤。这段书斋时光，让我们彼此共享着真批锤炼出的友谊和欢愉。此间，我的另一个去处是张海东教授的读书小组，这个小组除了一般理论的训练外，还有诸多研究方法的启迪，这为我后来走进田野助力良多。

读书的时光简单快乐，但最初的困惑也愈发明显。我越来越觉得生命的底色与思维的源头是契合的，用心的研究通常会和研究者的生命体验有一定关联。虽然身在东北，我的硕士论文却以中国西部的麦客这种典型的“下苦人”为研究对象。为了资料收集，我不得不在东北与西北之间奔波，好在当时得到费孝通奖学金的资助。但随着在东北学习时间的拉长，对于自己的研究脱离地域社会的焦虑也愈发加深。如何将关注底层小农的思维惯习与东北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衔接起来是这段时间的一大困惑。此间，正当我希冀一次田野的邂逅时，机会真得来了。

二、田野淬炼与问题意识的转变

2008年4月, 芦恒师兄邀我与同窗好友吕方及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协助他做博士论文的调查。芦恒博士关注的是长春市东郊靠近铁路的一个贫困社区，这既是外来流动人口的落脚地也是下岗工人的聚集区。这个社区附近有一个大的旧货市场，交通便利又远离市区是旧货交易发达的重要原因。由于当时我们在关注印度底层学派研究的“印度铁道村一号”，我们戏称这个社区为“东北的铁道村一号”。

废弃的厂房、低矮的小平房和鸡犬相闻给我一种乡村社会的感觉。通过入户访谈和参与观察，让我对下岗工人生活的艰辛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但由于当时整个社区处于拆迁改造过程中，新的希望稀释了苦难的程度。不久之后，我跟刘平教授去辽宁阜新调查，这次调查让我更深切感受到东北体制转型之痛。阜新是最早推行“东北振兴”试点改革的城市之一，因煤炭资源丰富曾为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最有名的海州矿曾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海州矿在2005年6月宣告破产，次年开始动工改建为矿山公园。当我们在呼呼的北风中眺望这个东西见长4千米、南北宽至2千米、深约250米的露天大坑时，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在半个多世纪中演绎得直接“挖坑掏煤”的轰轰烈烈和热情高涨。

这个曾经承载着中国工业主义梦想的喧嚣矿山，如今因资源枯竭沉寂了，连同整座城市也陷入低迷之中。当时发改委的一位同志介绍说70多万的城市人口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吃低保”。在一个拆迁至一半的棚户区，我们看到四角开裂、摇摇欲坠的房屋，在漫漫沉陷过程中窗户已快要与地面持平。昏黄的灯光衬着袅袅的炊烟从堆积如山的废旧瓦砾中钻出来，标识着生命的气息。后续的座谈、走访和诸多视觉冲击让我感觉到城市底层研究的意义。

此行之后，我决定花大力气关注单位解体与下岗工人的生命历程。于是我开始从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历史文档中挖掘资料并寻找线索，最后我将目标锁定在F厂之上。该企业1986年8月3日宣告破产，随即也产生了最早的下岗（待业）工人。这个改革，在当时被很多外国媒体称为中国改革的“八级地震”。我当时努力把所有可能搜集到的与这个破产企业相关的政府文件、新闻报道、厂志档案等资料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我决定去找当事者了解三十多年前的情况。我留意到整个事件的一个核心人物就是被称为“第一家破产厂长”的老吴（化名）。

经过多番打听，我终于找到了老吴的住所，我在老人家中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我了解到，这个企业早在1981年就“秘密解散”，后来因为老吴通过亲属找到订单才起死回生，他也因救厂有功当了厂长。其实早在1984年，他因企业发展目标与主管领导意见不统一就被“提前退休”了。两年之后企业破产追责时找到了他，他也就成了历史中的“破产厂长”。通过老吴，我后来又找到了多位F厂的工人，对这个企业的前世今生有了更深的了解。2008年末我以F厂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档资料为经验基础，以“底层记忆与单位依赖”为题申报了复旦大学高研院的首批学术工作坊项目并获批，开始围绕单位制解体过程和中国首批下岗工人的生命历程问题展开研究。

随着我田野的逐渐深入，我发现F厂作为JT集团的六十多个子厂之一，破产拍卖仅仅是这个大国企在1980年代改革创新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环节。除了最早进行破产拍卖改革之外，这个企业还最早实行租赁经营制、最早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和最早进行股份制试点。了解了相关情况后，我决定对JT集团公司展开更深入的调查，但几番努力都没有顺利地进入这个企业。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成功地接触到了JT集团内C厂的一些重要成员，主要是一些“失落的领导”，如原来C厂的副厂长、技术处处长、党办主任、团委书记以及几名工程师。最初的访谈总是隔了一层纱，虽然我一再强调这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但总也谈不出关键的信息。直到我想起好友“酒是快速东北化的关键自变量”的命题之后，才开始柳暗花明。

虽然想到了深入田野的支点，但我仍有些犯怵，因为无论是“酒量大小与东北化的速率正相关”的假设，还是“少书斋，多田野”（少整没用的，多喝多练）的建议，似乎都限定了我进步的空间。想到此前先生教诲，说学术研究就要努力突破以往。于是当朋友再此帮我邀约访谈对象见面时，在厂区不远的餐馆里我开始主动出击，直到喝得“现场直播”。受我喝酒“情绪状态”的感染，他们也开始频频举杯。当原C厂的总工程师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产权改制就是把咱们改回家呀”时，话题才一下子被打开了。后来我与这些失落的领导成了朋友，多次回访都直接打电话沟通。

我通过个人微醺的田野作业修正了此前友人的假设：喝酒时良好的“情绪状态”是快速东北化的关键，与酒量无显著关联。因为“情绪状态”不好测量，我的研究似乎注定是质性的了。他们向我讲述了原本效益不错的C厂如何“假退离养”、又如何“自动亏损”、最后如何“变通改制”转属卖地的过程。听了这些讲述后，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当时的一个主要困惑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到底该如何界定？嵌入在国企内部的厂办集体何以能够“绕开国家”和“主办国企”与职工单独签订一个关乎身份认可的协议来进行“假退”？企业组织的身份和员工的身份何以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C厂以改制的名义升格为全民企业时，原本属于集体占有的资产该如何追索？我当时只是隐约地感觉到国企职工的身份是影响产权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何将这种认知进行概念化分析，并转换为学术命题则一时思路不清。

正当我被田野中得来的问题困扰时，两个因国企产权改革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则进一步警醒了我。2009年7月24日“通钢事件”爆发，准备收购通化钢铁公司的建龙集团老板陈某被通钢工人围殴致死，工人打出的旗号是“捍卫国有资产流失”。不久之后“林钢事件”爆发——8月11日河南省濮阳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打出“向通钢工人学习，保护国有资产”横幅，并将林钢改制小组副组长、濮阳市国资委调研员董软禁90个小时。这些事实进一步启示我，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是简单的股权（所有权）私人化过程，职工的身份置换构成国企产权界定的一个独特议程。

三、补课与亮相：在批评中前行

通过田野调查明确了新的问题意识之后，我开始将关注点聚焦于国企产权变革过程及其身份界定机制。重新明确方向后，我重点阅读了“产权的社会视角”的一组文章。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对经验材料的进一步挖掘，我意识到我需要从学理上解释工人依凭国企职工的身份追溯自身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一方面，工人长期的劳动创造积累，以及长期低工资所形成的对国家和企业的实际贡献积累构成了企业产权积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单位体制下以厂为家的话语实践和主人翁意识的渲染型塑了工人朴素的产权认知，加之中国政治体制的延续性构成国企职工经由身份追溯自身权利的合法性基础。

有了这些思路的积累后我决定大胆地使用“身份产权”的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基础从产权界定的身份机制来透视国企改革的进程。然而，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曾一度因自己对产权理论了解不够而被迫搁浅。待自己心境澄澈之后，方悟出“无诗转为读书忙”的道理，由此除了田野调查之外，针对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补课”成了我这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这项难得的静心作业，让自己更清醒地看待学问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与清凉。

在我补课和悟道的过程中，林兵教授也是我经常叨扰的一位先生。我仍然清楚记得，一次我在逸夫教学楼与迎面走来的田老师和林老师相遇。我们边走边聊，走了一会，我们在外语楼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我开始讲自己的研究困惑，最后汇报改成了争论。两位诲人不倦的先生和我这位执迷不悟的学生在夜深人静的校园里围绕“身份何以构成产权？”问题争论着，不知不觉，当我回过神儿来才发现已经是子夜时分。此时校园静极，唯有“身份何以构成一种产权？”的论证、推翻与再论证。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补课后，我开始着手对博士论文的整体框架进行重构。论文的进一步完善还得益于两次学术会议上的批评。一次是2010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组织个案分享会议”上，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了身份产权的研究思路。等我分享完个案材料并提出想以身份产权视角进行分析时，几位老师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批评。折晓叶教授、李路路教授、蔡禾教授和王进教授提出了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是我研究没能打通的关节点。当我面对这些精彩的发问有些无力回应时，北京大学的刘世定教授对我提出的身份产权的思路表示认可，并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刘老师的肯定让我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次会议的录音也是我后来逐步修改论文的重要依据。后来在我博士论文的答辩过程中，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刘老师又提出了很多具体改进意见，先生教诲，一生难忘。

另一次重要的会议是2011年7月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八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在会上我对身份产权的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会议发言的前一天与刘世定老师的讨论让我对身份产权的分析框架更有信心。李路路教授和刘能教授的评论不但纠正了我论文的一些偏差，而且更开阔了我的视野。张静教授和邱泽奇教授从“身份成员权”和“组织成员权”角度的缜密分析让我受益匪浅，但他们的反向批判恰恰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周雪光教授则从身份权利和身份经济学的角度的指点开拓了我的视野。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是我暴露研究缺点并有效提升的重要平台，也是很多年轻学人成长的重要机制。

在吉大的时光简单而快乐，邴正教授课上的幽默睿智为我们树立了学者典范。张金荣教授和崔月琴教授以女性教授的特殊魅力感化着每一个学生，她们的循循善诱、春风化雨一直是我在吉大六年多求知过程中的“温暖的动力”。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有了更多冷静反思的时间。此间感觉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缺憾是没有处理好理论框架与经验材料的关系。我也一直想就这个缺憾有所弥补，2012年的下半年机会终于来了。

四、法华寺清修：理论链接经验的反思

2012年夏，我申请到黄宗智先生“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的一个名额，黄先生这门研修课程的核心是事实与概念的连接，而我感觉自己研究的一大困惑恰是理论概念与经验事实连接的“不自然”。金秋九月到了北京，在两位友人帮助下我住到离人民大学不远的法华寺附近。

在北京的喧嚣之中能有如此幽静的居所，实属难得。如今的法华寺，山门虽在，佛已成空。这座古刹成了中央民大附属幼儿园的所在。我三个月的学习就是在这一僻静之处度过的。法华寺的空静，似乎也意味着青灯残卷，静心苦读是这次学术之旅的应有之意。如何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将理论与经验自然连接，我试图从黄老师的研修班上找到答案。

在三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尝试着找到解决自己困惑的捷径。但一上课，黄老师就强调：并没有什么理论连接经验的秘诀，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每一个研究者要终身面对的问题。而且，只有研究者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之后才可能寻找到改进的具体策略。简单讲，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寻觅了。而研修班的读书笔记、理论入门和研究写作“三步训练”则是帮助我们培养习惯、提升智识并快速寻找答案的有效途径。

黄先生说自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才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的，但仍然后悔不及，感觉此前白白浪费了太多时间。听到黄先生的话，似有窃喜，当时我刚到而立之年，看来自己还不是太晚，但却没有感觉自己不做笔记的读书是浪费时间。黄先生说之所以说“白白浪费”时间是因为，看完一本书，两周三周后记忆就会模糊，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忘掉，这样子读书就成了浪费时间。只有用心写读书笔记后这本书才能成为自己一生的财富。当然要想使笔记成为一生的财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对自己“有用”。关键之处是什么样的笔记才能一生有用呢？   

关于怎么写读书笔记，我通过参加和组织一些读书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浅见。此前我自己认为读书笔记最重要的是“问题意识”，阅读经典著作的关键是要懂得这些经典作家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但黄老师说，对于经验研究的著作而言，读书的关键不仅要掌握作者提出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理论而是依凭经验事实来实现的。关键的是，要在把握作者的核心论点之后，马上跟进经验事实，看作者的经验材料能否支撑其理论。理论很重要，它能帮我们提出问题，但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经验事实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只有经验连接理论的笔记才能有用。

谈到如何写有用的读书笔记，黄先生先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说这一代研究生吹牛的本事非常“发达”。要想写有用的笔记，必须改掉这一代人读书的两个恶习：第一种恶习是，是只看经验材料，不看观点和理论，认为一切理论都是意识形态。另一种恶习则只看观点，不看经验材料。后一种恶习在这一代人中可能更严重一些。不幸的是，我恰恰是后一种恶习的典型代表。黄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读书的习惯，决定写作的习惯。只有改掉这两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才能养成理论连接经验的思维。

我们第一篇读书报告是针对黄老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我围绕黄老师所说的革命前中国小农的三种面貌，在对三种经典小农理论梳理批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中国小农的理论困境与出路。我本以为这样的读书报告应该不错了，但一上课黄老师就说好的读书报告一定是理论连接经验的，脱离经验事实来看这些（中层的）理论是没意义的。后来我拿到黄老师批改后的读书报告，一看成绩是一个“√”和一个黄老师自创的不确切的符号。按照黄老师两个“√”合格的标准，显然不及格了。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自己的读书报告，看到黄老师逐字逐句的批改，虽然当时对先生的评判标准不完全认同，但对于先生的认真却非常感动。一位年过古稀的先生，凌晨三点半起来逐字逐句的批改我们语焉不详甚至词不达意的笔记，着实难能可贵。

研修班的第二阶段是“理论入门”训练。黄老师选择了实体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四大经典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为范本来引导学生如何面对经验研究中的理论。在理论训练阶段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俄国经典作家恰亚诺夫1925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这是实体主义的重要代表著作。这本书虽然此前已有接触，但再次阅读时还比较用心。我最初的笔记是分为五部分：研究的主要问题、理论假设、基本论点、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最后一部分是引入同样是实体主义流派的波兰尼和斯科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经验事实对恰亚诺夫的反思。当然这种笔记的写法仍然是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的。

 等到一上课，黄老师第一句话就说这次庆明的笔记是“倒数第一”，这样的笔记“不如不写”。“倒数第一”、“不如不写”，我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震惊，这并不是因为当众批评让我难堪（吉大读书小组“真批”使我对于批评早已有了免疫力）。我震惊的是，我本来很用心阅读和写作，为什么会是“没有用的”？这节课，我听得特别认真，记录得也很全。“低调”地上完课，高调地饱餐一顿之后，我拿着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进了自习室。

坐在教室里，我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又看了一遍，仍然感觉不到根本问题的所在。于是又回到了文本本身——重读《农民经济组织》。读了三天之后，我看了一下当天的课堂记录。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笔记问题可能有两个重要缺陷：首先，我针对理论本身和问题意识的思考同样存在问题，在明确了恰亚诺夫的理论问题以及核心论点之后我把斯科特和波兰尼引入，虽然他们都是实体主义的代表，并且在很多问题上有共通之处。但针对文本本身而言，这种发散是没必要的，更有用的是要明确恰氏的“理论对手”是谁？显然，恰氏两个对手是亚当•斯密和列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把“经济人”假设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之上。恰氏认为：在农民农场中，每一个经济人都是家庭经济单位的组织者，其行为动机不是追求个体性的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具体是指在家庭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费需求之间达到的一种均衡。而这一判断成立的事实基础是：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针对另一“对手”列宁的“阶级分化论”，恰亚诺夫提出了“人口分化论”。这样的理论梳理可能比我此前的梳理要好的多。

其次，此前笔记的另一个缺陷是，恰亚诺夫的理论是基于重要的经验事实提炼出来的。恰亚诺夫问题的关注点是1920年代俄国的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而最为普遍的家庭农场经营状况是拥有1个男劳动力，播种面积在3-6俄亩。家庭规模扩大或分裂这一人口分化过程是恰亚诺夫“人口分化论”提出的基础。在梳理恰氏理论的过程中，必须马上跟进这些重要的经验事实，这样我才可能判断他的理论是不是能够成立的。明确了自己先前存在的缺陷后，我又重写了一篇读书报告。现在回头看，这篇文字还是有一些用处的。

研修班的第三阶段时研究写作。对于研究和写作，我此前的一种思维定式是，“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从理论出发，尤其是要找到理论之间的交锋点，在这些交锋之上争取提出一个好的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明确了研究问题之后，寻找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经验事实。并且试图从凌乱的经验事实中整理出清晰的“事理逻辑”，以这些事理来反观此前的学理讨论，在此基础上修正或补充以往理论。简单讲，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理论，即“理论——经验——理论”。但黄老师从始至终都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由于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西方理论在对面中国的经验事实时经常会呈现出多重悖论。由此，若从理论出发就容易陷入各种“陷阱”之中，而戴上西方理论的眼镜看到的经验事实往往也是不扭曲的，或者说是被既往理论所“型塑”的。若要在此基础上再去修正或补充以往理论，则仍然跳不出西方理论的窠臼。

要想改变这种研究困境，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即从经验事实出发，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有生命力的分析概念，并以此概念和以往理论对话，最后再看这样的理论概念对理解中国此类的经验事实有什么用？黄先生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经验——理论——经验”。若以此路径来进行经验研究也就不太可能出现理论与经验分离的问题了。研修班上黄老师贯彻的这两点恰恰是与我自己此前的研究思维相反的。这次研修班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思维习性。而思维习性的养成和关注问题的执着往往也是，自己这在我后来的学习中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除了研修班，此次北京游学的另一个重要去处就是沈原老师的经济社会学课堂。沈爷的侠义豪情和开放的学术心态总能吸引很多外校和外系的学生。课后小酌是沈氏经济社会学的另一道风景，餐叙中不单有经济社会学的某个理论，更少不了学者的八卦。难得的是，沈爷讲得八卦不但丝丝入扣自成谱系，而且最后还总能扣得住“小论点推进”的核心主旨。在一次课后交流时，当我分享完身份产权的研究后，沈爷提示我最好从经验入手提出问题，把变量关系梳理清楚后推进前人研究。课程结束后，我不单自己拷贝了课件，在征得了沈爷同意后还将课件分享给了符平兄和（王）星教授。

五、闭关静虑：读书就是读书

犬子枢和的出生让我对生命延续的快乐有了直接的体验。在幸福快乐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生命之树”与“学术之树”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突然发现自己懈怠了一段时间后，心思已静不下来。在与老婆和岳母商量后，我独自回到沈阳。面对着两面墙的书架，我呆坐了一下午，省思让我不静心的到底是什么？想想无非是那些每个年轻学人都会面对的具体事项：申项目的急躁、结项目的赶工、约稿的拖延、会议论文的无思路、备课的高投入低产出以及读书时间的缩水等等。焦虑所在，无非枷锁太多。扪心自问，如果把所有一切都放下，我最想干什么？我斜靠在书房的飘窗上，呆呆望着窗外的残阳，内心深处的回应还是想读书。既然想读，那就读吧。

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开始了不带任何功利目标的阅读体验。半个多月每天的节奏就是吃饭散步与读书札记。这期间的阅读主要集中在历史方面，韩森的《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和曽小萍等人主编的《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一边阅读一边札记。最后当我不得不开始正常节奏的生活时发现，此前的札记竟清楚地记述了中国传统社会契约执行及产权界定的内在机理。这不但让我对中国社会的产权观念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更开拓了我关注中国地权界定的历史谱系的新思路。这次所谓的闭关不单直接推进了我对中国历史上土地产权的理解，更让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读书就是读书，焦虑多是自扰。

2016年6月底我从沈阳调回家乡天津工作，近一年的颠沛让我的心又有些焦躁起来。但“读书就是读书”的体验让我可以安然地做学生，背上书包在南开“二主教”的教室里一坐一天是我明心见性的简单方法。借这次石头君邀约的机会，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研究历程和新的问题意识。在整理此前国企产权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着手从身份产权视角推进土地产权的研究。此时的一个困扰是如何将此前的底层小农研究与产权分析勾连起来并进一步的理论化，这亦是我十年来一直没能打通的问题。

十几年前，我在大学本科阶段读到李培林先生的一篇书斋随笔，先生在文中谈及社会变迁对人们日常生活、国家地位和学术研究的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现实生活底层结构的出人意料的变迁，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刺激”。当时刚刚接触社会学我还懵懵懂懂，只是被先生这代学人浸透文底的知识使命与家国情怀所感染。自那一刻起，关注底层社会不再单是我反身自省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增添了一层光鲜高远的意义——学习社会学的支点。此后多年，我的阅读思考与研究兴趣一直都围绕底层问题展开。这也是我最初将研究议题聚焦于底层小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关于中国西部麦客的追踪、东北下岗工人的关注抑或是对印度底层问题的梳理，既是我对自身底层处境的静虑，亦是我进入学术门径的入点。此间多年耕耘，我收获了底层变迁的诸多出人意料，但至于这些出人意料对社会科学的刺激和挑战我却体会不深。这恰恰是需要我在新的环境砥砺前行的方向。南开大学曾经是每一位社会学学人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容易精神迷失的时代，我最幸福的当是安然地做一世学生并将此学共明于天下。

2017年惊蛰谨识于南开园

-------------END-------------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回复关键词“石头”，即可查看所有图文。